今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迎来了“市长班”的20周年。

　　更准确地说，今年是南洋理工大学开设“中国官员培训项目”的第二十个年头。1992年，南洋理工大学为长峰科技工业集团的一批高级管理人员提供短期培训，拉开了中国官员前往新加坡接受培训的序幕。南洋理工大学后来增设了更多的短期培训项目，包括公共管理、管理经济、城市规划、人力资源管理和社区管理等。

　　随着需求的进一步增加，1998年和2005年南洋理工大学又分别设立了管理经济学硕士(MME)课程和公共管理硕士(MPA)课程，因为受培训官员的级别较高，也被称为“市长班”，二者的区别在于，MME侧重培养政府高级经济管理人才，MPA培养政府高级管理人才。

　　而在今年4月举行的20周年庆典上，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还宣布启动由新加坡外交部资助的中国官员短期培训新项目，名字就叫做“市长培训项目”。新的短训项目于今年5月开始，第一期参加者大多是分管城市管理和建设的官员。

　　众多的培训项目，以及20年的历史，使得南洋理工大学成为中国官员海外培训的一个重要阵地。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南洋理工大学已经为中国各级政府培养了1100多位硕士毕业生，短期培训课程结业人数更突破11000人。该院网站上的信息称，其市长班的硕士毕业生杰出校友中包括中央候补委员、省委常委、副省长、众多副省级后备干部、遍布全国的市委书记、市长、厅长和司局长。

　　为什么是新加坡？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曾表示，我们把新加坡作为领导干部海外培训首选，是因为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有特殊的借鉴作用。新加坡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矛盾，和正在探求的解决办法，正是我们现在遇到或将要遇到的矛盾，我们现在需要用或探索将要用的办法。

　　1992年，邓小平提出：“我们应该学习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学习新加坡成为热潮，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等一大批中新合作项目在中国落地，大量中国官员先后到新加坡考察学习。

　　根据媒体的报道，中国驻新加坡使馆临时代办戴兵在南洋理工大学“中国官员培训项目”庆典活动上表示，以中国培训项目的学员来看，现在的学员在知识水平、专业素质、对外眼界以及表达能力等诸多方面，恐怕是第一届乃至最近几届学员都不能比拟的。学员素质的提高也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和体现。

　　“市长班”所在的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吴伟对《第一财经日报》称，之前中国官员到新加坡培训学习是单向的，但现在新加坡也想了解中国好的做法、成功的经验，因此单向交流就变成了双向互动。“这个转换，在过去四五年越来越明显，因为中国官员整体素质越来越高。”为更好了解中国对官员培训的具体需求，吴伟说，他们会和中组部干训部保持密切沟通。此外，南洋理工大学也会经常和中国的组织部门联系，每隔一两年会开一个组织部长联席会。而每年大量到访的中国官员，也成为学校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

　　吴伟提及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外专局局长张建国到访后，提出海外培训的两个要点，一是更加专业，一个是要深度。而今年的培训要点，一是社会管理，一是城市化。

　　吴伟说，“市长班”开设以来，课程侧重点亦随着中国发展变化而调整，随着中国各级官员的需求而调整。“社会管理就是中国政府这一两年新提出的课题，包括城市管理，因为中国城镇化发展很快，另外还有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

　　吴伟称，随着中国官员素质的提高，他们不再像十几年前那样，对新加坡的一切都觉得很新鲜，因此再单纯地讲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组屋等，学员就不会太感兴趣。

　　《南大湖畔》是南洋理工大学“市长班”学员出版的季刊，每期里都会有学员在此地学习、生活的各种感想。有关新加坡的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城市运行效率、人才、法治、职工工资决定机制、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等，都成为触动这些学员的内容。

　　更注重实践

　　为这些高官进行培训的，除了南洋理工大学的教师外，另一个重要的群体是新加坡政府退休的高官。七八个以前退休的政府部长，包括卫生部、交通部、国防部等，是“市长班”的兼职教授。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安博迪说，每门课程结束后都要进行严格的考试，命题充分体现学科前沿理论同现实世界发展变化的紧密衔接，最新的国际国内重大新闻事件很多会出现在考题中，如果缺少对相关知识深刻、准确和熟练的把握，根本不可能顺利通过。

　　南洋理工大学还有一个特殊的做法，就是带学员“走基层”，比如带学员去看新加坡的国会议员接见选民。按规定，这些议员每周有一个晚上要接见选区选民，听取选民的需求。吴伟说，这类似中国的信访，但新加坡做得更具体。

　　对于中国地方上的官员培训，吴伟称，一般都会按照各地政府自己的要求来设计课程。比如从去年开始，广东省会有一个为期2周的社会应急管理的专题培训，而辽宁则是针对各个城市分管城市建设官员的城市管理专题培训。

　　对于应急管理这个题目，吴伟说，培训主要是介绍新加坡应急管理方面先进的经验和做法，以分析具体的案例和做法为主，讲课中列举的案例既有新加坡的，也有中国的。“现在中国突发事件挺多的，他们想知道，新加坡有什么行之有效的方法，针对中国国情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探讨。”

　　吴伟也讲授危机管理这门课，他说并不会开处方，而是整体作介绍，也会现场模拟演习，一旦发生了危机如何举办新闻发布会，发布什么，如何发布。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是中国官员培训的后来者，2010年，该学院与国大管理学院合作，联手推出以中文授课的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学位课程(MPAM )。

　　MPAM 学术主任黄幸亮在当年的欢迎大会上强调了对学员的要求，即“三个调整”和“三不谈”。“三个调整”是指角色或身份、思维或心态、时间支配方面的调整；“三不谈”则是指不谈侵犯隐私、未经证实以及政治敏感的事。

　　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黄幸亮的话说，课程要求学员“上课时把头衔都拿掉”，着重学术上的共同学习与探讨、分享实际经验。

　　哈佛计划

　　美国是我国官员出国培训另一“热土”。1998年启动的“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由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出资，支持中国内地优秀政府高级公务员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培训学习，每年选送数名干部到哈佛大学进行为期4个月的专题研究以及为期1~4周的行政人员进修课程。

　　2010年9月，新世界集团再次与国家外专局签订“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计划”，承诺未来3年继续支持国家人才培训工作。新世界集团称，到2010年，已有157位领导干部参与了培训。

　　此外，在200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签订三方协议，从2002年起的5年内，三方共同开办针对中国政府官员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MPA)，每年一期，每期三个月，培训约60名中高级干部。参加培训的学员为地市级或司局级以上国家干部，年龄在45岁以下，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和相当于大学英语四级的英语水平。

　　《环球时报》一篇报道称，由于原有的对中国官员的印象是“内向”、“不爱提问”、“不爱发表意见”，肯尼迪政治学院一些教授们担心交流不好会影响教学效果。但教授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在讲课中，当他们提出一个观点之后，学员们提出的不同意见竟达五六种之多。由于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学员们对一些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有时连教授们都觉得很有启发。回到哈佛之后，对中国学员有了全新认识的不少教授来到政府学院，主动表示要继续执教他们在美国的课程。在整个培训过程中，来自哈佛七大学院及麻省理工学院等周边学校的27名教授参与了授课，这也创造了肯尼迪政府学院培训班历史上的一项纪录。

　　竞争培训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官员培训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2011年11月16日，四川省委组织部将“四川省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重点专题培训项目”面向境内外培训机构公开招标，一个月内共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52家境内外知名高校和培训机构报送投标文书。15个项目计有173家次机构申报，每个项目申报机构普遍在10家以上，最多达22家，最少的也有3家。

　　最终，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承揽了“城镇规划建设管理与社会经济发展”这个专题，《四川日报》的报道称，“花园城市”新加坡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方面具有领先优势。

　　吴伟说，虽然国内也有很多很好的大学，但毕竟走出来还是不同。而且，与欧美相比，新加坡也有自己独特的政治地理文化优势。比如语言。“你去欧美培训，文化差异会扣除10%~20%的效果，翻译会扣除10%~20%。”

　　为了形成竞争优势，也为了符合中国官员对培训效果的追求，学员们的毕业报告变成了连环挑战赛的模式。从2008年开始，南洋理工大学设立该项赛事，要求学员以小组的形式提出施政报告，涉及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管理、社会保障三方面。

　　2011年12月8日的“连环挑战赛”决赛中，“兵团养老模式初探”获得三等奖，并获得连氏基金会2万新币奖励。吴伟称，该项目是去年中组部派来的新疆建设兵团师长所做的课题，且非常具体，回去马上就可以实施。

　　“可行性、可复制性、影响性，这是我们连环挑战赛评选的标准。虽然试点是在一个村一个镇，但今后中国千千万万的村镇都可以复制。”吴伟说，这一点，也是在和中国地方政府洽谈合作时他们非常看重的部分。